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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中几个关键人物的情致
关注:3139    发布时间:2017-11-24    作者:    来源:
早晨五点半左右,一个年逾50的中年人在床上做完运动,正在穿衣,忽然听见房外有一声枪响,立刻派人去查看,还未见其回来,又听见第二声枪声,于是又派人打探,此后枪声大作,中年人断定发生哗变了,但因为所带随从仅20人,抵挡不住,因而,他夺门而出,登上后山,经过飞虹桥,又到东侧后门,门上锁了,没有钥匙,只得翻墙。情急之下,翻过丈许高的墙也不难,只是跳下的时候失足,掉到沟里,浑身疼痛,喘息了三分钟,继续惶惶而逃,不管是陡峭的山岩,还是崎岖的山路,都在所不惜,只要不被追兵捉住。
就像惊险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名叫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虽然身手不凡,用尽力气逃生,最后还是在哆嗦中被张学良的士兵所捉,蒋委员长一想到此就心痛不已、百味杂陈。
 
  如果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感触更多的是悲情的话,那么,其他几位历史人物则在历史机遇中展现了不同的情致。换句话说,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历史总是会给置身其中的重要人物提供难得的机遇,抓住机遇的人名垂青史,抓不住的人则捶胸哀叹。虽然二者结局不一样,但二者都赋予历史以魅力,直接启示后人。
 
  杨虎城的豪情
 
  杨虎城生于1893年11月26日,家境贫寒,自幼感受世间冷暖,逐渐养成一身豪迈气概。15岁时加入孝义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死”为己任,后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形成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
 
  1928年,35岁的杨虎城出访日本,切身感受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据《回忆杨虎城将军在日本》一文中记载:“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国最大的敌人,时时想侵吞中国,把她攫为己有,我是一个革命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这样欺负我们,把兵开到山东,阻止北伐,中国留学生都起而反对,我能对此无动于衷吗?”在写给时任国民党中执委会常务委员的于右任的信中说:“日本人欺侮我们太甚了,出兵山东,阻止北伐,还杀害了我国外交官蔡公时,造成新的"五卅惨案",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我要以毕生的精力,把兵练好,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将日本在华的势力扫除尽净,竖军旗于长白山之巅,饮战马于日本海之滨。”正是这种豪迈的爱国情感和抵抗侵略的雄心壮志,使杨虎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西安事变”发起者的道路。
 
  据相关研究揭秘,杨虎城在日本的箱根还制定了一个长远的“箱根计划”,其主旨是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联合共产党的军队,寻找机会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对杨虎城来说,1935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进驻西安,挑战和机遇一同摆在了他的面前。如何处理好同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成为决定“箱根计划”最终命运的关键,也是反蒋斗争成败的关键。对红军,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西安秘密设了三个联络点,达成了友好相处的协议。对东北军,杨虎城通过谈话试探、好言慰藉、设立交际处,中间友好人士协调沟通等方式,建立了与张学良之间的信任关系,并达成了“两军绝不打内战”的约定。
 
  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来到陕西,逼迫杨虎城、张学良向红军发动进攻,实施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计划。在多次苦谏没有用处的情况下,杨虎城、张学良二人发动兵谏。12日凌晨,张学良的部队捉了蒋,杨虎城的部队捉了蒋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人。事变之后,杨虎城、张学良发表了通电,宣布了“内求和平,外求抗日”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最后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怀恨在心,杨虎城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终年56岁。生逢乱世,壮怀激烈,首倡捉蒋,促成事变,为国捐躯,名扬千秋,这就是杨虎城将军豪情万丈的一生。
 
  张学良的性情
 
  “我从做军人那一天起,父亲就教导我,教训我,他说你做军人,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你的裤腰带上,就是你随时准备赴死。我做军人以后,就是随时准备死,不过我对内战非常地厌恶。我认为共产党的军队是很有力量的军队,我们东北军也是很凶的,可是共产党这么好的军队,我们大家来合作好不好呢,何必自个儿打呢?我看共产党也是一样,都是自个儿人。何必呢!这一点我要声明,我跟委员长稍微有点不同,我们俩思想不同,蒋委员长认为共产党是第一个敌人,我认为日本人是我们的第一个敌人。我们要停止内战,别的意思我一点也没有。”
 
  晚年的张学良如此回忆了“西安事变”当时的情形。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的军人真性情,出生入死都不怕,最怕自己人打自己人。正是与蒋委员长的战略、战术不同,张学良选择了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事变,力求以军人的方法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
 
  张学良出生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家庭中,从小是不愁吃、不愁穿,对金钱、权势与女色可谓欲求即取,19岁就升任陆军少将,可谓仕途顺利、壮志凌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养成了重“义气”、“情义”,“正而不诡”的性格。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接了父亲的班,随即“东北易帜”,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两年后在“中原大战”中帮了蒋介石的忙,打赢了战争,还与蒋介石拜了把兄弟,两人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后来去职、留洋,回来后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会”、“西北剿总副司令”,专门和红军作战。
 
  在陕北进攻红军,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后,张学良请求蒋介石给予补充,蒋介石却答复“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各部,番号自行取消”。张学良此时才如梦方醒,于是便加快与红军的秘密协商,双方实现了实质上的和平共处。
 
  放着日本人不打,却要去打红军,中国人打中国人,张学良内心相当苦闷。到了1936年12月,蒋介石来到西安,在杨虎城的提议下,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在“以道事君”和“事君以敬”的心理作用下对待被捉的蒋介石,张学良在多个场合中说:“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
 
  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自作主张,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把他的军人性情、江湖义气发挥到了极致。他说:“我这个人做的事情,自己负责任,我是个军人,我送蒋先生到南京,我是请罪啊。我是反对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怕内战会更扩大。所以我决定栖牲我自己,我毫不顾虑。甚至我的后事我都预备好了,我是预备被处死刑去的,我是预备把我枪决的。”
 
  一个性情将军,让人爱、让人敬,只可惜那有去无回的幽禁岁月过早结束了张学良的政治生命。
 
  宋美龄的才情
 
  宋美龄,一个跨越3个世纪的女人,凭借自己的才情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促成了中共,蒋介石,杨虎城、张学良等各方的和解。
 
  事变发生时,宋美龄正在上海,得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身份不明”后,“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明”,当夜返回南京,连续化解了南京方面三个派系的动武隐患,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
 
  一是化解了主战派的动武隐患。宋美龄对主战派说:“今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在与何应钦争论和战问题时,宋美龄也明确指出:“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余则必首先劝其牺牲。”宋美龄的言辞显然震慑了主战派,使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所顾忌。
 
  二是化解了元老派的讨伐隐患。在与元老派交涉中,宋美龄大声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劝阻大家保持冷静,寻求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宋美龄的呼吁下,元老派答应先谈后兵。
 
  三是化解了黄埔系的讨伐隐患。黄埔系是蒋介石栽培的嫡系,效忠蒋介石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们坚决主张讨伐的根本动机。宋美龄对黄埔系声明:“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对于蒋夫人的告诫,黄埔系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这三招棋稳定了后方政局,带来了和谈时机,历史不能忘记宋美龄的特殊贡献。接着,宋美龄派端纳、宋子文去西安进行前期沟通,传递可靠的信息,冲破主战派、讨伐派洒下的迷雾。
 
  端纳是澳大利亚籍的记者,时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端纳的到来被后人解读为:“最卓有成效,最富有勇敢精神和感情智慧的举措是选派端纳亲赴西安,使互相封闭、孤立、对立、猜疑、愤怒的僵局被这一富有人情味的行动所释解。”
 
  12月20日,宋子文在宋美龄的授意下到达西安,开始听取各方意见。宋子文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会面,听取了各方意见,并劝说蒋与张、杨、周和谈,蒋在宋子文的劝慰下表示同意。
 
  宋子文第二天返回南京,通报了相关情况,为和谈做了有必要的铺垫。22日,宋美龄不顾主战派、讨伐派的阻挠,和宋子文等人毅然乘飞机至西安。见到蒋介石时的场景十分感人。蒋介石自是“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可谓“患难之际见真情”。蒋感情冲动,屡言愿以身殉国。宋从形势处境到家国安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君子之责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不应该轻言殉国”。
 
  24日晚,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周达成和解协议。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告一段落。
 
  后人评价宋美龄,说她“对亲日派有威慑力,对元老派有凝聚力,对嫡系派有号召力,对蒋介石有感染力,对张学良有说服力,对国际社会有影响力”,凭借独特的身份和才情,活跃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以其女性独有的阴柔之性化解了男性政治中至坚的阳刚之性,促成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周恩来的义情
 
  众所公认,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都是体现民族大义、爱国情怀的不二人选。周恩来到西安,实为“西安事变”的点睛之笔,用张学良的话说是“谋主”来了。“谋主”也就是拿大主意的人,为事变定调子的人。
 
  事变当天张学良从西安发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电报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在简单叙述了有关情况后又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电报后,中共中央高层对于如何处理这件大事变,开始意见是不一致的,主要是审蒋、杀蒋与争取南京正统两种意见。随着事变的发展、演进,中共高层意见最终趋于一致,大家一致主张释蒋,并决定派周恩来去西安帮助张、杨参与和谈。
 
  12月17日傍晚,周恩来几经辗转坐上了张学良派来的飞机来到了西安。当晚,周、张会谈,下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后来张学良在回忆中评价周恩来说:“他对事情的了解很深彻,谈话反应很快,不用什么啰嗦,一针见血,而且对于事情看得很清楚。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当天深夜,周恩来便致电“毛并中央”,及时通报西安方面情况。
 
  18日上午,周恩来会晤杨虎城,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周、张、杨三位一体。在23日、24日的谈判中,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分子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蒋介石表示接受此六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整个“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并不是站在中间者的立场上去刻意调解双方的矛盾,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度,以民族大义、爱国情怀为出发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积极参与、帮助支持张、杨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上,最终使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