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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来源:沾化县委党研室(委)  作者:耿永芝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6-04 10:56:10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之际,回顾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就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爱国主义,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坚信我们党通过自身建设,一定能够驾驭和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领导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谈点体会。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走上法西斯专制道路的意、德、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动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经过蓄谋策划,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于1935策划了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团结全国各阶层的爱国人民,形成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加剧分化,派往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军长张学良和西北军军长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们于1936年12月12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导演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代表团去西安调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一) 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二)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统一战线的健康运转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同意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就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不易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和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照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才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性、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净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上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上呢? 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环节。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1)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正确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4)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气氛。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现在中国的实际,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在策略上,我们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的威力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初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进进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上、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条件沟通党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关系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支持和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争。1939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确措施,使极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
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我国近百年来,在反对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这样完全伟大胜利,它雄辩地说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弱国,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战争,就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侵略。
其基本经验之一是:统一战线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我们党在积极抗日战争中,紧紧抓住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一部分开明绅士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基本经验之二是: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新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民主主义的革命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实现我们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理论武器。
 
 
 主要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全书》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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