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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来源:沾化县委党研室(委)  作者:赵新军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6-04 10:53:46

   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胜利60周年了,在这六十年中,学术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发扬“实事求是,还历史一本来面目的精神”,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也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其中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个问题是众多争议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尤其在今天 ,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且一再否认侵略事实的国际环境下,认清这一历史问题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比较倾向于“九·一八”说,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14年艰苦斗争的起点。本文拟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日战争双边活动等几方面来印证这一观点。
   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而导致了“一二 ·九”运动的爆发。
  1、“九·一八”事变前,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有日本参加的“八国联军”侵华、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活动的扩大,中日矛盾就不断的发展,有时还很尖锐,但在这个时期里,中国仍处于日、英、法、俄、美等列强的瓜分中,列强在中国各扶植一派军阀,实行间接统治,中国还能维持一个半殖民状态。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旨在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这就使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国内外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
   2、“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两大社会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制约着中国历史进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对下降到从属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危急中华民族的生存,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反对,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也反对。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具有共同性,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下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突出起来。因此,从物质的规律性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个历史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历史主题,它决定着这段历史的发展进程。“九·一八”事变后,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反映了时代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成为全国民众的强烈愿望。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爱国官兵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的方针转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民族资产阶级转变政治态度,国民党营垒分化,要求国民党蒋介石改弦更张,抗日救国;民主党派进行反蒋抗日,救亡御辱的斗争;蒋介石也最终转联共抗日。这种种事实都证明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3、正确认识华北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华北事变的确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但它并不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始,而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之后的继续深化。华北事变严重局势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必然采取的步骤。必须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只在东北地区成为主要矛盾,而华北事变时才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两起发生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重大事件,都不是地方性事件,而是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全局性事件。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尤列在通电中说:“当时应付东北之失计,姑置不信,即此次华北之变,政府亦无具体办法,仅求敌人谅解,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实则名存实亡,当局昏庸如此,敌人猖獗又如彼,今后我国之存亡,惟视我国同胞团结如何耳[1]”。这说明,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
   虽然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华北事变,但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与“九·一八” 事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义愤,全国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这股浪潮虽有起伏但一刻也没有停息过,终于积聚成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巨涛。1935年11月1日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汇文中学等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沉痛地说:“‘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日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内容,而吾民则兴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罪至于斯”。“宣言”要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诚以国势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2]”。 另外,“一二·九”运动虽直接源于华北事变,但它的口号:“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足以说明它的斗争目标并不限于拯救华北,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它是挽救危亡的中国的爱国运动。以上两例充分说明,“一二·九”运动和“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民主运动是一脉相乘的。“一二·九”运动之所以发生,所以能在全国得到迅速响应,是“九·一八” 事变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结果。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一二·九”运动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4、辩证的分析“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抗战开端的标志)的关系,伟大的史学家王维礼先生认为:“‘七·七’事变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标志日寇全面侵华的开端,而是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3]”。 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略者蓄意侵华的必然结果,是其全部侵华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开始。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从战争规律分析,“九·一八”事变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起点,这是因为,战争一般是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局部到全局的量变过程。从中日战争的现实来看,双方也都有这个全过程。“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华北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发展阶段,“七·七”事变是中日战争高潮时期。整个过程始终只存在一个量变,并没有发生质变。这个量变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基础的。从这三个事变的内在关系来看,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从内在实质来看,它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发生质变,只是在规模、场所、数量、程度等方面发生了某些变化,其根本目的始终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为。所以,应该肯定地说,“九·一八”事变是“七·七”事变的基础,“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发展。
  总之,理论依据与客观事实都证明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决定着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是抗日。
  二、从日方来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和重要阶段。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决不是几个日本军人违反上司意图擅自策划的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的侵略战争,是日本军、政、舆论等整个国家机器运营的结果,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得到天皇的肯定和嘉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境,进行了长时间的一系列的阴谋策划和准备,这些活动概括为:
   制造侵略舆论。日本帝国政府为了侵略中国,制造了建立东亚新序,由日本领导使东亚变为一个 “美好世界”的舆论,是日本由侵略者摇身变为“和平大使”。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过:“我认为,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解决满蒙问题以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这个信念为依据的,明治天皇的圣意也在于此[4]”。由侵略中国东北开始进而占领中国全境,已成为全帝国上下共同的“光荣使命”。
   策划政治阴谋。1927年4月,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和森恪等军国主义分子上台,他们召开“东方会议”正式公布“对华政策纲要”;而《田中奏折》则集中反映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标志着用武力吞并满蒙征服亚洲大陆的侵华政策的形成,并且历史事实证明,从1927年“东方会议”召开后,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彻底失败为止,完全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迈出了侵略全中国的第一步,日军占领东北后,并没有停止侵略行为,而是按其侵华总战略继续进行扩张,侵犯上海、热河、山海关、长城各口,1937年策动“七·七”事变,向关内大举进攻,连日本侵略者也承认:“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出步骤进行的”。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等地是日本侵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灭亡中国的重要历史阶段,而其后,日本参谋本部、军部、关东军以《田中奏折》为蓝本做出的具体侵略计划举不胜举。
   制造进攻东北的借口。如皇姑屯炸车事件、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其中80年代发现的日本军部、关于中村事件的处理方案,充分暴露了日本军部以“中村大尉事件”为借口。妄图侵略中国的实质。军部主张,中方如拒绝答复的解决要求,就“中断交涉,采取自由行动,进行报复[5]”。
    军事准备。东北易帜后,日本军部先后派遣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到东北,分别担任关东军作战部主任参谋和高级参谋,密谋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他们到东北后,先后拟订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划,组织了两次“参谋旅行”,调查各地的地形、气候、军事部署以及运输、给养情况,并针对东北的政治、军事状况进行了周密的日本兵力部署,同时为了使部队适应东北的气候和作战环境,多次进行了实战演习,并随着事变的临近愈加频繁,为了战争顺利进行,关东军部作了大量军事辅助设施方面的准备。到了“九·一八” 事变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又围绕发动柳条湖事件及其后之行动作了一系列准备。此外,通过策动阎锡山、石友三、韩复渠结成同盟,以反对和牵制张学良;而本庄繁到任后对日军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的视察与训示,等于作了战前动员。
   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可谓昭然若揭了。
   三、从中日双边活动来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军民就开始了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抗日战争是同时开始的。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6]”。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从侵略东北开始的,中国的抗战也是与日本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开始。因此追溯抗日战争的开端,就先要弄清日本侵略东北的战争和东北军民抗战的史实。张锦堂在《试论抗日战争上限问题 》一文中把日本侵略东北和东北军民抗战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
   1931年9月—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马占山、李杜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和在东三省各地自发兴起的各种旗号的抗日义勇军同侵华日军作战。
   1933年春—1936年春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侵华日军作战。
   1936年春—1939年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东北抗日联军在坚持抗战。日军重点是对东道边和三江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围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抗联为了联合关内的抗战,积极打击敌人,掀起了抗日战争的高潮,因而敌人也更加紧了对我抗联的围剿。
   1939年春—1942年春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日伪军的进攻重点转向东南部,即我抗联第一路军,我军损失严重。
   1942年—1945年日本投降为第五阶段。1942年以后,东三省的抗日游击战处于低潮,只有分散的小部队活动。但从1940年起,我八路军进入热河开展游击战争,战斗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东北的抗日战争,在“七·七”事变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东北人民单独支撑着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局面。
   早在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联合日本共产党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宣言,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政府发表《为满洲事变发表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反抗日本侵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东北的广大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参加抗日队伍的成员十分广泛。其中有政府官员、东北军警将士、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及爱国人士,他们组成了名目繁多的抗日义勇军、救国军。就其民族来看,包括汉、满、蒙、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就其党派来看,有中共党人、国民党人,人数多达50万人之多。这样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广泛而浩大的抗日行动、这种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怎能被忽视呢?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揭开了帷幕,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
   “七·七”事变后,东北的抗日战争成为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整个抗日战争是在三个战场上进行的,即东北战场、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可见,东北战场是抗日战争三大战场之一,而且是开辟最早、坚持最久的一个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战场上,共歼灭日伪军22万余人,其中日军17万多,占日本侵华总兵力,大约65万人的16.1%[7],而且,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抗日行动,把日军拖在东北战场达6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战场也是整个中国抗日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九·一八” 事变后,除东北战场的抗日战争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中国人民的抗战规模也不断扩大,如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山海关及长城抗战、滦河阻击战、察绥抗战、直至“七·七”事变以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许多抗战,直至日本降战,从时间上来看从未间断过,从空间上来看,除东北战争外,还不断向关内扩大,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从“九·一八” 开始的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和扩大。
   东北的抗战,在“七·七”事变前,虽然是地区性的,但其抗战的目的则不仅仅是地区性的,而且也是为了反对整个中国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为了保卫整个中国的领土主权,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的抗战还具有一定的全国意义,所以说,抗日战争的上限应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是14年,这才是合乎道理的。
   否认这一点,不仅是不科学的、是否认历史事实的,而且是对东北广大人民14年来出生入死、坚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否定,是对东北战场上牺牲在日军枪弹和屠杀下的抗日战士和人民的不公,严重损伤了民族感情,而且也正中日本侵略者把东北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的下怀,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四、从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整体来看,我们对于抗日战争开端的研究应该走出几个误区
   由于传统习惯和正统观念的影响,多年来国内外对于日本侵略者所发动的“九·一八”、“七·七”武装侵略都习惯成为“事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上对事变常常理解为短暂的、局部的、敌对双方的冲突,很少把它看成是战争的开端,即使事后连续下来的战争,也常常被理解为局部的、个别的反日举措。因此,“九·一八”事变不被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史实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整个中国阴谋中的第一步,而此后,日寇对我国的进一步的侵略愈加猖狂,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同样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一天没有停息过。
   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把交战双方政府是否发表了作战“宣言”、“声明”,以及最后“通牒”,看成是战争的开始。其实,侵略者对外族的侵略从有历史和战争的那天起,没有一例是先宣战后打仗。古代侵略如此,现代侵略者发动战争也是如此;发生在中国如此,发生在外国也是如此。宣战不宣战,不是决定是否处于战争状态的标准,其唯一标准是正在进行的战争活动。事实上,以中国人民为一方,对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一方,从“九·一八”事变第一天起就处于战争状态。至于政府间宣战与否,不仅只是个形式,而且“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更严重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有意对“九·一八”事变用“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用“支那”事变的称谓,他们把“满洲”和“支那”视为两个独立的整体。在“九·一八”后,他们称之为“支那”者实指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内地而言,其用心是再清楚明白不过了。遗憾的是,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也无视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战事。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正中日本侵略者下怀。这种影响之深,不言自明。
如果能够走出误区,用全新的立场和角度重新审视抗日战争时间问题,特别是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开端,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开端。过去的20世纪,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不平静的,短短的100年间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两次大战,中国及中国人民不能幸免的都深受其害。在新的世纪,特别是正值距“九·一八” 事变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4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天,回首往事,衷心的希望侵略者能够认真自醒,使战争永远成为历史,衷心的希望世界和平永固、祖国繁荣昌盛!
 注:
 [1][2] 转引自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
 [3] 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4] 转引自刘成富《试论九·一八—-七·七的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初级阶段》,收于《抗日战争史论文集》第14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5] 引自郎维成《新发现的日本军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三份历史文件》,《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
 [6]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7] 引自王秉忠《“八年抗战”之异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
 
 参考书目:
 1、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2、谭译《“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程舒伟、常家树《抗日战争重要问题研究》,东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期
 4、中国现代史学会东北分会编《抗日战争史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5、王林《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996年4月第15次印刷
 6、程舒伟、于桂芬《中国现代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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