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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地区《“大跃进”运动》概述

来源:滨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闫少青  浏览次数:   发布时间:2014-06-04 10:47:19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增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滨州(原惠民)地区象全国各地一样经历“大跃进”的全过程。历史已经证明,以大办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第一次严重失误,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57年9月到10月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还研究了农村工作。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
10月19日,中共惠民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13日到1958年2月7日,山东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地按照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省委进行整风,并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整风和生产的高潮。整个会议采用小会大会穿插进行的方式,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鸣放过程中,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滨县县委书记傅爱农等对全省农村工作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此在会上受到了批判。
1958年初,惠民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四级干部会议和省一届党代会二次会议精神,地委书记李峰在会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与会人员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揭露和批判了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会议要求县社两级领导迅速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掀起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会后,全区组织了175万名社员日夜在农田水利第一线奋战。一冬时间深翻土地23万亩,打新井23100眼,积肥664万车。为了提高粮食的单位产量,当时人们认为只要深翻土地,大量的施肥,超限度的密植就可以达到目的,于是盲目地深翻土地大量的投入种子,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例如《大众日报》报道,当时博兴县10余万男女整半劳力投入冬翻运动,仅4天就深翻土地45000亩,深度均达2尺以上。乐陵县在公社化后组织了20万劳动大军,编成团、营、连、排、班,每天都干活16小时以上。该县“火箭”第六人民公社在三天时间内种好“卫星”小麦215亩,均是深翻土地1米以上,每亩投入基肥10万斤以上。社员吃在坡、睡在洼,以亢奋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大跃进运动中。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固然可以说是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反复强调的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继续,但是这种转移同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同“苦干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不能不走偏方向,由此而产生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导致了大跃进的狂热。
按照中央会议的要求,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前题下,惠民地委专署于1月下旬制定了1958年度的农业生产计划,提出要树立大跃进的观念,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争取全区粮食本年达到56亿斤。2月上旬,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对年初制定的农业生产指标进行了修改,提出本年度灌溉面积翻三番,棉花产量翻一番。明年全区粮食产量过“黄河”,提前8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同时提出要全党全民大动员,组织干部深入到乡社和生产队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鼓足革命劲,实现生产和思想作风上的大跃进。3月上旬,地委传达了南宁会议精神,同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工作组来惠民专区帮助地委整风。工作组以召开地委扩大会的形式对地委书记李峰、副书记赵国栋、崔振华等人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和处理,经省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给李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给赵国栋撤销地委副书记常委职务的处分;给崔振华党内警告处分(1980年1月山东省委撤销了对三同志作的结论和处分),同时任命秦和珍为惠民地委书记。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努力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加以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追求快就压倒了一切。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5月下旬,惠民地委,专署迅速抽调大批干部分赴各县,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方面组织群众抗旱保苗。6月份重新修订了本年度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规划指标,提出:全区三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5年内农村基本实现电气化,保证实现亩产皮棉150斤,粮食亩产1000斤,要求各乡社迅速建立和发展铁木农具修配厂,肥料厂,饲料粉碎厂,低标水泥厂,粮食加工厂,缝纫厂,棉杆扒皮厂等企业。要求所建的企业7月1日“星罗棋布”8月1日开花结果。全区1958年计划建厂20000个,争取建成25000个。水利建设方面计划新建洛口引黄闸2座,(引水量5000m3 /秒,150m 3/秒),新建四女寺灌溉工程(引水量8.28亿m3 ),韩墩引黄闸(240m3 /秒),继续完成打鱼张引水工程(120m3 /秒),治理小清河、马颊河、徒骇河、孝妇河,修建防潮坝。实现上述规划,可引水83.9亿m3,浇地2105万亩,基本实现全区水利化。除上述工程外,本年沾化县修建南赵平原水库,占地14万亩,蓄水1.5亿m3,由于缺乏经验,工程不配套,于1961年废弃。利津县修建侯王水库,由于设计不合理,选址不当,至使80个村9500户4万余人大搬家。在库区移民安置中,由于工作失误,相当部分群众生活无着落,发生了非正常死亡,后来该水库废弃。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所谓的“条件论”。由于“拔白旗”“放卫星”的压力,县乡的估产指标不断修改,有的到了荒诞的的地步,如惠民县粮食生产指标从亩产500斤提高到800斤,力争1000斤,沾化县从亩产330斤提高到410斤,邹平县从亩产800斤提高到1000斤,乐陵县从亩产500斤提高到1000斤,广饶县西商乡五星农业社1958年的小麦实际亩产180斤,在1957年77斤的基础上增产103斤。为适应大跃进的要求,冬季他们提出种小麦10900亩,其中亩产1000斤的839亩,亩产2000斤的3000亩,亩产3000斤的1300亩,亩产5000斤的120亩,亩产10000斤的50亩,亩产12000斤的3亩。在粮食的估产方面,各级干部的认识与群众差距很大,商河县孙集乡先锋社计划亩产粮食5000斤,社长估计可实现2000斤,群众对这种估产根本不相信。7月,地委召开县乡党委书记会议,提出本年全区实现粮食总产35亿斤的规划,要求各级党委深入加强思想教育相信和依靠群众,切实搞好田间管理,力争把亩产水稻15000斤,棉花1500斤,地瓜150000斤的“大型卫星”送上天。
为了达到计划目标,地委书记秦和珍带领工作组下乡工作,全区数万名干部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许多地方的社员将锅碗搬到田间“吃在地,睡在洼”,清早起床,晚上干到12点才休息,呈现出一片大干、蛮干的景象。商业部门围绕生产提出:“生产什么,三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大购大销活动。结果由于盲目采购,造成了很大大的浪费和损失。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不仅没作任何努力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 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 。例如:6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计划要点》认为,今年工农业大跃进以成定局,现在看,以钢为主的几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两年超过国》的报告,毛泽东对此报告非常高兴,批示道:“超过英国,不用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至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可以超过,电要慢一点。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7月15日,陶铸在《红旗》杂志第五期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说,自然界的蕴藏力量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只要需要的话,到1962年前广东粮食增产目标可以达到亩产粮食3000斤,或者更高一点,高产作物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应当是可能的。一上说明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国民经济能已相当高的速度发展是深信不移的。这种气氛造成一种政治压力,使得一部分基层干部虚报数字说假话,而虚假的现象又坚定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以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决心。北戴河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这次会议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按照北戴河会议精神,惠民地委,专署组织全区15个县24600人,在445名县乡干部的带领下,到达桓台县四宝山和邹平县长白山矿区,安营扎寨,全面投入了开矿、建炉、大炼钢铁运动。由于矿石不足,地委发出通知,要求机关、学校、厂矿、部队都要迅速行动起来,清理仓库、检查设备,把一切收集到的废钢铁全部买给国家。为完成任务,部分社员砸锅卖铁,一些生产农具也充当废钢铁收购起来,破坏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焦碳不够就以木代煤,大量砍伐树木,使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到年底全区共10万人上山,土洋结合,大炼钢铁,建造了3m 3的小型炉430个,13m 3的小高炉8个,还建造了1000余个土炉子,由于能源矿石不足,管理不善,时常出现停工现象。12月中旬,地委召开会议研究了大炼钢铁中出现的问题,决定淘汰部分土炉子,精简部分炼铁工人,对全区的钢铁工业进行调整整顿,结束了全民大炼钢铁的局面。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运动中乱子出了不少,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他较快地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尖锐的问题。
这年11月中央先后在郑州和武昌召开会议,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有某些转变,企图澄清思想上和工作中已经产生的混乱,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认为只有纠正了这些错误,大跃进才能健康地发展,从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底庐山会议前期,八个月的时间中,中央领导全党为此进行了初步的努力。
2月中旬地委召开了地直机关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地委书记王成旺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围绕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纠正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提出要解放思想,同时要求把生产高潮发动起来,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做好整社收尾工作,从思想上解决好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对大跃进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要充分地揭露矛盾,统一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并且要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各项规章制度及政策的落实,安排好群众生活,整顿好组织,配备好公社、管区、生产队的干部,为下一步的工作打好基础。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为了更好地掌握基层情况,为工作决策提供依据,地委常委分别深入各县农村视察工作,同群众一起劳动,同他们讨论问题,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行调查研究,帮助有关单位制订规划、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章案》。这个计划除对基本建设投资又作调整、其他高指标大都未变。毛泽东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的向上级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同志,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
5月份,我区各县分别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整社方针、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开始进行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物资的退赔工作。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中由于此例失调而造成 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不好,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普遍减少(这与1959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因而一度提示“少种、高产、多收”的口号有关)。入夏以来,雨水很少,全区大旱、成灾面积941万亩,粮食减产2亿公斤,粮食供应日趋紧张,调入任务完不成,粮食加工完不成,虽然压缩了定量指标,但仍不能满足供应。地委几次召开会议,研究夏粮征购生产,分配及公共食堂等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增产节约,改变全区粮食紧张的局面,安排好城乡群众的生活,同时号召全区党政军民齐动员,挖掘水源,搞好抗旱工作,以最大的努力减轻旱灾造成 损失。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是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又造成形势的逆转。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
8月17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了庐山会议情况,要求要全区进行整风整社。会后,惠民县首先进行试点,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核实产量”。其他各县参照惠民的作法,先后在10—11月份召开会议,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集中五级干部进行整风,检查1959年的生产和分配,检查思想上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干劲不足问题,进行组织整顿和制度整顿,搞好生产计划,组织生产竞赛,当时全区有58098人,参加了五级干部整风会议,整风和重点批判只限在县级以上机关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矿、财贸,企事业企业单位只在党员领导干部中进行,有部分干部被视为革命意志衰退,蜕化变质和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重点批判,但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另外在农村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例如:沾化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中由于对运动的性质认识模糊,政策界限不清,在重点批判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采取罚站、站砖、推扯、点头皮、让批判对象挨冻甚至打骂、逼供讯等侮辱人格的作法进行压服。全县有192人受到重点批判,其中受过打骂和体罚的有95人,26个人民公社中有20个公社发生过侮辱人格的现象,在会议中发生了3起自杀事件。对一些过火的作法,地委发现后及时进行了处理。
“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 上进一步升级,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以可乘之机。
在经济上“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中许多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使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造成更大的危害。由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财政收支不平衡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上1959年全区大旱,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城乡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粮油副食供应不足。许多县乡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出生率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大跃进”的本意是让我国的经济以高速度发展,短期内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但由于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去指导工作,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事实,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其历史教训是我们要永远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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